中国城市科学迎来七大战略转向。 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。人们习惯了建新区、铺摊子，认为这才是城市发展的主基调，但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城市科学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改变。

　　 2026年8月11日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中国工程院Engineering集群分刊ENGINEERING Cities上发表了首期评论文章New Turning Points in Urban Scien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。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科学当前面临的七个关键战略转向。这意味着城市建设的重心，正从拼规模、拼速度，转向解决普通人真实生活里的城市难题。

　　 转向一：从建新城到改旧城

　　 经过四十年快速城镇化，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已从大建新区步入深耕旧城的阶段。目前老城区居住品质下降、公共设施老化和社区环境杂乱等问题日益凸显，这比有没有房子更棘手。公众的诉求，已从单纯的有房住升级为住得好。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主导力量要从政府规划转向居民主动参与，即社区自己改，政府给激励，市场给策略，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。

　　 转向二：从拼GDP到拼宜居

　　 亚里士多德曾说：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，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过去城市发展优先考虑经济增速，当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，人居环境质量便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核心关切。在美丽中国战略目标下，城市既是环境治理的最大挑战，也是质量提升的最大潜能所在。城市集中了绝大部分的人类活动，也集中了环境压力。城市科学必须发挥引领作用，优化城市景观、建筑品质与公共服务，创造能够促进身心健康与社会凝聚力的空间环境。在这个新阶段，发展质量而非速度规模，成为了衡量城市成功的新标尺。

　　 转向三：从抗风险到有韧性

　　 极端天气频发，传统高标准+被动防御的基建策略已捉襟见肘。鉴于此，中国将城市韧性建设提升至核心战略位置，追求宜居、韧性和智慧的统一，以综合应对气候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和复杂系统风险。韧性与低碳是应对气候风险的两大基石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全球约75%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城市活动相关。低碳减排是从源头减缓气候变化，而韧性建设则是末端适应。通过构建社区层面的弹性基础设施、多功能公共空间与分散式应急能力，节能低碳不仅能降低外部能源依赖，更赋予了城市在面对不确定未来时的生存与自愈韧性。

　　 转向四：从工业集聚到创新生态

　　 城市是创新的孵化器，但创新不能仅依赖国家层面的战略推动，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生态化培育。真正可持续的创新，需要大学、企业、科研机构和个人创业者的多方协同参与。数据显示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以不到全国13%的土地面积，产出了全国65%以上的发明专利和70%以上的技术市场交易成果。这表明：城市发展必须告别过去工业时代圈地建厂的旧思维，转而建设一个包容、联接紧密、具备自适应能力的创新生态。

　　 转向五：从只谈增长到直面收缩

　　 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正成为结构性趋势。部分城市面临人口流失，但公共财政支出却持续膨胀，造成基础设施投资低效与财政压力。城市科学必须回答：在资源受限和人口收缩的背景下，如何维持高效治理与高质量公共服务？答案是规划逻辑从扩张型思维转向精益化与效率导向。关键在于合理分配资源、保留生态空间，并在人口收缩条件下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。这是当前及未来城市研究前沿的全新课题。

　　 转向六：从城市孤岛到城乡协同

　　 早在19世纪，埃比尼泽·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就试图将城与乡的优势融为一体。城与乡并非对立系统：乡村提供粮食、生态屏障和文化根脉，城市提供市场、技术和公共服务，差异互补才是融合的前提。

　　 如今，城市群与都市圈已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空间单元。通过综合交通网络、产业分工协同与文化认同，城市群正重塑区域版图。城市科学的视野必须跨越单个城市，转向城乡综合体与区域网络化协同发展。

　　 转向七：从人力城市到AI+人力城市

　　 AI开启全新技术时代，其本质是自主演进的技术生态系统。对城市科学而言，四重变革已经到来：城市服务主体从单纯的人延伸到人+智能体；经济活动转向创意生成、认知劳动与数字创意；数据与算法升格为与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并列的核心生产要素；智能系统重塑医疗、交通出行等公共服务。面对这一系列全新的城市命题，城市科学亟需构建系统性的回应框架，这也构成了未来城市规划与治理研究的核心前沿。（来源：EngineeringJournals微信公众号）

　　 相关论文信息：https://journal.hep.com.cn/ec/EN/10.2738/ENGC.2026.0001

　　
作者：仇保兴 来源：《工程·城市》